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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廉政思想的結合:新加坡廉政文化探析

www.guvax.tw  2013-08-01 17:02:59 點擊:
 
浙江大學歷史學博士 李小紅
      自人類進入近代社會以來,西方文明及其制度以其強勁的發展勢頭,對世界其他文明(包括東方儒家文明)發起猛烈地挑戰,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沖擊,大有席卷天下之勢。隨著人類進入21世紀,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的聯系進一步加強,“地球村”的概念為人們更頻繁地提及。盡管如此,制度的差異、文明的沖突沒有也不可能因此而消弭。那么,當今世界的各種文明及其制度能否和平共處、兼容并蓄呢?答案是肯定的,因為作為中西文明熔爐的新加坡正提供了這樣一個很好的范例。本文以新加坡廉政文化為例,從中西廉政思想的分野及其在新加坡的完美結合的角度,揭示了中西文明及其制度完全可以相互取長補短,和平共處。
 
一、中西廉政思想的分野
      從政治學角度來看,腐敗猶如寄生在官僚政治肌體上的一個毒瘤,隨官僚政治的產生而產生,并隨官僚政治的發展而日益膨脹,故而為歷代有識之士深惡痛絕,殫精竭慮,欲除之而后快,卻至今仍未能如其愿。
      腐敗是人類公平和正義的公敵,但在人類漫漫的反腐道路上,對于腐敗產生及如何克服腐敗的問題,由于社會歷史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別,卻有著不同的認識,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不同的廉政文化思想。中西廉政文化思想的分野便因此而產生。
      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臘,在古希臘國家產生之初,緣于原始氏族血緣關系瓦解得較為徹底,階級分化較為明顯,國家完全建立在地緣、階級關系上,加之商業發達,使得法制得到長足的發展,并在國家政治生活以及社會生活中有著重要的作用。繼希臘國家后的古羅馬帝國,法律更是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甚至有人認為,羅馬法的成就至今無可超越。所以,在西方社會,法制觀念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進入黑暗的中世紀后,基督教的上帝成為人類一切的主宰,法律為《圣經》取代,但這一切隨著中世紀的結束以及文藝復興的到來而發生根本的改變,“上帝死了”,神學迷霧逐漸消退,古羅馬法的復興勢在必然。如此的復興,使得運用理性追求公平的精神重新成為法學的主流。
      在古羅馬法復興光芒的照耀下,腐敗問題也進入了思想家的視野。被譽為“政治學之父”的馬基雅弗里是世界上第一個深入研究腐敗問題的思想家。他在分析了15世紀意大利社會情況以后,認為腐敗的產生源于社會的不平等、人的私欲、權勢者為滿足自己一己私利的權力欲等,由此提出了依靠領導者的自律為公民作出良好的榜樣、依靠法律規范人們的行為、依靠有效的監察制度、依靠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等消除和防止腐敗的辦法。最重要的是他還提出了依靠改革來防止腐敗的思想,“因為隨著時光的流逝,德性必然腐化,如果不加以治療,這種德性的腐化必然會導致政體的毀滅”,因此他主張經常革故鼎新,為國家注入新的生機,通過種種興利除弊之舉來克服腐敗,使國家歷久不衰。馬基雅弗里對腐敗危害性及其根源的認識,不僅震撼了他的同代人,使人們開始正視腐敗的災難性后果,還為后來西方國家的政治學說開創了新的研究方向。繼馬基雅弗里之后,不少的思想家都繼承和發揮了他的思想。阿克頓勛爵有一句至理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可謂是權力與腐敗關系的最好描述。孟德斯鳩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可以說,以后以自然法三權分立學說為理論基礎,以反腐敗為主要目的的西方廉政思想,以及“廉潔政府”理論的盛行,溯其思想源流,無不是這些思想家思想光芒的閃爍。
      美國國父華盛頓曾談到:“政府本身不是對人性的最大侮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內在的控制了。”這可謂是西方近現代政治監督機制的最好描述。西方近現代國家的三權分立體制,是通過憲法將政府劃分為立法、行政、司法三部門或三部分。三個部門中的每一個部門都一定要限于行使自己的職能,不允許侵蝕其他部門的職能。進而組成這三個政府機構的人員一定要保持分離和不同,不允許任何個人同時是一個以上部門的成員。這樣一來,每個部門對其他部門都是一個制約,沒有任何一群人將能控制國家的全部機器。實際上,三權分立體制的最終目的就是試圖通過政治權力內部“分立”、“分工”來達到權力的均衡,以防止權力專制和腐敗。
      總之,西方近現代現代社會,上承古希臘、古羅馬的法制遺產,近受啟蒙思想家的政治學說,形成了以法治國為基礎,以分權制衡、以法制權為核心的廉政思想。
      相對于西方,古代中國廉政卻走上了一條迥然不同的道路。中國在步入國家階段時,原始的氏族血緣關系并沒有充分瓦解,故而在夏、商、周三代時期,其社會政治結構的最大特點便是“家國一體”或稱“家國同構”(國即家的擴大,家不過是國的縮小),無論在政治統治還是社會交往中都特別強調宗法血緣關系、倫理道德。戰國以降,隨著三代傳統社會政治體制的崩潰以及兼并戰爭的需要,各國紛紛進行變法,法家思想異軍突起。正是在法家“法治”思想的指導下,偏處西陲的秦國愈戰愈強,最后掃滅關東六國,一統天下,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大帝國。只可惜,重視法治的秦王朝僅歷兩代便滅亡了,于是重視倫理道德、倡導仁政的孔孟儒家學說得以重興。到漢武帝時正式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法家思想由顯而隱,法治逐漸為人治或德治取而代之。由此,形成了專制皇權與儒家思想二位一體的中國社會政治結構,這種結構歷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不改。
      在中國封建專制皇權體制下,皇帝的權力至高無上,無所不統,皇權凌駕于國家法律之上,政治監督制度不過是維護皇權的工具而已。為了達到皇帝專權和中央集權的目的,歷代統治者無不遵循“以內馭外”、“以小馭大”、“內外相維,犬牙交錯”等原則。在監察工作上,往往通過各類監察機構的設置以及連坐告密、遣使巡行、牽制監督、特別偵緝、密奏傳呈、檢核簿冊、舉動劾章等方式的采用,對各級機構和官員進行嚴密監督。而且,愈到后世,監察機構越來越繁雜,監察官員越來越眾,最后發展對監察機構的監察,對監察人員的監察。結果,造成政府機構的架床壘屋,管官的人多,管事的人少,行政網絡龐大,卻收效甚微。
      為了彌補政治制度設計上的缺陷,便不能不倚重儒家的德治思想。而作為指導大一統帝國政治的儒家思想,在董仲舒等人的改造下,在反思秦朝速亡的教訓后,從根本上否定了法家,否定了法律的崇高地位,認為法律不能作為唯一的手段來使用,而且從重要性來說,還應該在“仁義道德”之后。所謂“德主刑輔”就是這個意思。緣于此,在廉政方面,不是強調“刑”的作用,而是強調“德”的作用,即通過大力宣揚儒家禮義廉恥,要求官員注重自身道德修養的提高,從而實現清廉為政的目的。
      通過比較不難發現,中西廉政思想的最大分野莫過于人治與法治、專權(集權)與分權。從歷史上看,這種分野不過是兩種不同類型的社會因為社會政治的不同而做出的不同道路選擇,只是一種差別。但進入近現代以后,似乎西方的政治監督理論不僅能有效防止腐敗和權力濫用,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國家出現專制權力,而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監督理論,既不能有效遏制腐敗,也不能防止專制,甚至可以說行使專制權力是它的政治監督的目的。差別似乎變成了差距。那么,中國傳統廉政思想是不是真的一無是處,完全不合時代潮流了呢?兩種根本對立的在現代社會真的水火不容嗎?事情恐怕沒有如此簡單,中西結合、成效顯著的新加坡廉政便是最好的說明。
 
二、新加坡特色廉政文化的形成
      新加坡政府的廉潔舉世稱道。國際權威機構、總部位于柏林的“透明國際”每年都評選廉潔國家排行榜,新加坡長期保持亞洲最廉潔國家的地位,并多次被評為世界最廉潔的國家之一。作為一個人寡地小的城市國家,新加坡之所以能夠獲此殊榮,追本溯源,首先得益于其在長期的實踐中成功地摸索出了一套融貫中西、獨具特色的廉政文化,而這套獨具特色的廉政文化之形成又本之于其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
      新加坡是一個城市國家,位于馬來半島南面、馬六甲海峽的出入口,是太平洋、印度洋交匯的咽喉處。總面積650平方公里 ,人口350萬。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泰米爾語為官方語言。自古以來,地處交通要道的新加坡便是各國商賈云集的地方,商業貿易十分繁盛,這不僅給新加坡帶來金錢貨物,同時也帶來各民族、各國家的傳統文化思想乃至于現代的東西方文化,這其中也包括中國的傳統儒家文化。東西方各種文化、價值觀在此互相撞擊、摩擦,儒學、道學、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等等都在新加坡共存,它們在其各自范圍內對新加坡人的意識形態的形成發揮自己的作用,對新加坡產生了各種不盡相同的影響。其中,西方文明和東方儒家文明的影響最為顯著。
新加坡于1824年被英國占領,辟為自由港,成為英國的殖民地,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西方殖民統治的烙印。如,由于英國長期的殖民統治,形成了法制傳統與完整的司法體系,人民較早就習慣于在法制下規范自己的行為。1965年,新加坡成立共和國并從馬來西亞中獨立出來。在政治上,基本上完全接受了西方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強調以法治國、以法制權,可謂是一個“法治的法制國家”。
      但是,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的新加坡,其中華人占人口的絕大多數。華人社會中,儒家傳統脈脈相承,經久不息,連李光耀本人也坦言,他本人“可被歸類為典型的儒釋道信徒”。為此,新加坡政府不得不正視這個社會現實。新加坡領導人普遍認為,西方價值觀念正在腐蝕著新加坡,使新加坡這個亞洲社會正在失去本色,新加坡人也正在變成“偽西方紳士”。讓新加坡領導人感到恐慌的不僅僅是新加坡人慢慢地變成“偽西方紳士”這種行為文化上的變遷,更重要的是西化帶來的或者說是與西化有關系的“現代社會病”。新加坡社會犯罪率高居不下,離婚率不斷增加,遺棄老人的現象時有發生,吸毒問題日益嚴重。為此,新加坡領導人表示堅決反對西化傾向。
      第一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身為客家人,從小接受傳統儒家文化熏陶,后赴劍橋大學攻讀法學學位,并以雙優學位畢業,可以說是同受東西方價值觀教育,因此有條件深刻地鑒別東西方文化各自的優劣,并試圖尋找一種適宜指導新加坡的政治哲學。他曾談到:“身居迅速變化的時代,我們希望在探索走向未來的同時不割斷與過去的聯系。在告別過去的時候,我們有一種深刻的不安,失去傳統會使我們一無所有。”在對各大思想家的學說進行比較分析中,他特別推崇儒家思想。他說:“儒學并不是一種宗教,而是一套實際和有理性的原則,目的是維護世俗人生的秩序和進展。”他把儒家“忠孝仁愛禮義廉恥”歸納為“八德”,視為儒家文化的中心,提倡并把這八字化作為新加坡的具體行動準則,一一賦予新的涵義。
      作為李光耀的接班人,新加坡總理吳作棟也是儒家文化的積極擁護者。在1988年,他在人民行動黨屬下青年團的一次講話時,提出“儒家基本價值觀應上升為國家意識”。1990年12月,新加坡政府發表了《共同價值觀白皮書》,正式把儒家文化確定為其文化中心、國家意識。1998年8月,吳作棟在一次青年團的宴會上對青年團員強調說:“我們新加坡是亞洲國家,我們是亞洲文明的一部分,應該引以為榮,我們不應該被西方所同化而變成偽西方社會,新加坡要確保能使我們生存和繼續繁榮的亞洲價值觀,并且要在最短的時間里取得最大的進展。”
      在這種整個國家灌輸儒家文化的社會大氛圍下,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亞洲價值觀”被提煉出來,在整個國民建設尤其是在廉政建設中所起的主要影響作用便不難想象了。
      從廉政建設的角度上講,“八德”所形成的價值觀,對腐敗行為的產生起到了積極有效的防范作用。“八德”中“廉”直接與廉政建設相聯系,它要求新加坡政府官員廉潔公正。要具有犧牲和奉獻精神,這是為官的基本道德規范。新加坡政府認為唯有貫徹這一道德規范,官員才能公正廉潔,政府才會有威信,人民才會信任,否則,必將舞弊成風,貪污腐化,必會失信于民,導致政府的垮臺。雖然在這“八德”中只有“廉”直接指的是政府官員的廉潔,但是,其余“七德”對政府官員形成“廉潔”的價值觀念,對廉政建設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此“八德”基礎上,新加坡政府在1990年發表了《共同價值觀白皮書》,其中提及五大價值觀,即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關懷扶持,同舟共濟;求同存異,協商共識;各族和諧,家教寬容。這五大價值觀體系深深地刻著儒家文化的烙印。新加坡政府把儒家文化這東方的基本價值觀提升為國家意識,使之成為新加坡國民的行動指南。他們十分謹慎地借鑒和吸取中國儒家文化中的積極有用成分,同時,又使之新加坡化,以此來教育國民,在國民中樹立起“敬業樂群”、勤勞進取、講求效率、廉潔奉公的新加坡精神。
      總之,新加坡正是本之于其特殊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并在兩代領導人的大力倡導下,成功地摸索出一套“以法治國,以德育人”為核心的新加坡特色的廉政文化。
 
三、新加坡中西結合的廉政之道
      新加坡不僅本之本國實際構建起一套獨具特色的廉政文化,而且還在此基礎上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倡廉之道。歸納起來,可概括為對貪污腐敗懲、防并舉,以監督側重解決“不能貪”問題,以法制側重解決“不敢貪”問題,以利益側重解決“不必貪”,以教育側重解決“不想貪”問題,“四不”成一體,發揮整體效能,從而形成了一套反腐倡廉的良好機制。
1、立法嚴明,使人“不能貪”
      “以法治國”的最大特點就是立法嚴明,將整個社會納入法制的軌道。所以,建立嚴明的監控紀律和制度,簡化手續和中間環節,減少或杜絕公職人員貪污腐敗的機會,從而達到使人“不能貪”的目的。
      李光耀指出,“一切有關政府官員的權力的工作條例力求簡單明了。這樣一來,任何違反條例的行為都很容易引起懷疑或招來投訴”;必須“盡量減少政府官員的自行處理權,例如,批準發給執照或許可證的權力”;要“實行雙重檢查制度,確保一個官員的決定必須由另一個官員審查或監督”。從上述精神出發,新加坡對于公務員和官員建立了許多具體明確的制度規定。
例如,制定了嚴格的家產申報制度。每個官員被聘用之前,必須申報自己的財產,包括自己擁有的股票、房地產和其他方面所獲得的利息收入,還必須申報他的擔保人或家庭成員所擁有的投資和利息情況。以后每年七月一日,政府每位職員都必須填寫一份個人財務表格,寫明自己的財務狀況,各部門的常住秘書對每一份申報表都要進行詳細閱審,以了解是否有不法行為。新加坡有關法律規定:不能說明財產來源的便屬違法,即被告人占有不能作出令人滿意的說明的、與其已知收入來源不相稱的財力或財產,或他在被指控的犯罪時間或大約這個時間獲得了他不能令人滿意地說明其財力或財產的增添時,就無須證明有任何具體貪污、受賄行為,即可推定為貪污或受賄所得,并據此處以刑罰。
再如,在政府采購、招標方面規定:(1)邀請至少三家信譽良好公司開價或投標;(2)超過1000新元之器物,服務或工程應書面開價;(3)超過10000新元之單項器物,服務或工程必須投標;(4)常期供應之器物或工程必須投標;(5)各種招標條件必須詳細列明;(6)采用總檢查署批準之特定表格;(7)招標通告必須廣泛發出;(8)超過15000新元(器物、服務)或30000新元(工程)必須在政府憲報及報章公開招標;(9)投標者需繳交柜金;(10)投標箱必須上鎖,鎖匙由授權職員保管;(11)未到截止日期與時間不準打開標箱;(12)開標時必須有二位授權職員在場(一位開箱,一位見證);(13)超過15000新元的器物、服務或30000新元的工程投標,見證員必須由常任秘書委任;(14)見證職員不應與招標器物、服務或工程有關聯;(15)投標者數目、商號、標價等詳情必須清楚記錄;(16)成功承包商(超過15000新元)之詳情必須在政府憲報公布;(17)不準與承包商討價還價,以避免貪污。
2、以法制權,使人“不敢貪”
      法律條文和規定都是死的,最終還得依靠掌握了政府權力的官員來執行。所以,法律不僅要以治理普通民眾,而且也要以法律治理掌權者,這是法治的核心所在。通過以法治權,法大于權,使腐敗者受到嚴懲,使腐敗行為付出巨大成本,從而達到使人“不敢貪”的目的。
      新加坡政府除了秉承西方權力制衡的理念,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之外,還制定了嚴厲的反貪污賄賂措施。反貪污賄賂由總理直接過問,總理府下設貪污調查局。貪污調查局擁有絕對權威,可不受有關法規限制逮捕犯任何罪行的涉嫌人;無公共起訴人的命令,可行使刑事訴訟法所授予的一切或任何有關警方調查的特別權力調查重大的犯罪;有權入屋搜查、檢查和扣押認為可以作為證據的任何物品;有權檢查和凍結受嫌人的銀行帳戶和保險箱;有權進入各部門、機構,要求其官員和雇員提供調查人員認為需要的任何物品、文件和內部資料。新加坡有關法律還規定:拒不作證的知情者或未能向調查人報告、提供所需情報、銀行帳目、文件物品的任何人,都被視為犯罪,可被處以兩千元新幣罰款或一年以下監禁,或既罰款又監禁。新加坡政府平時不斷檢查工作程序中容易發生貪污賄賂的環節,每隔幾年要進行全面檢查防貪反貪措施的實施情況。
      貪污調查局對政府法定機構和公共服務部門進行監督和調查,對一切涉嫌官員,不論其名聲多大,地位多高,一概嚴懲不赦,決不姑息,不少高官顯要因此而紛紛落馬:黃循文,官至環境發展部政務次長。1975年,被指控受印度尼西亞商人84萬新元的賄賂,判處罰款并坐牢18個月。鄭章遠,曾與李光耀一道爭取獨立,創建共和國,后官至國家發展與建設部部長,政績顯赫,深得李光耀的器重。1986年被貪污調查局指控收取兩筆各50萬新元的賄賂。李光耀雖感痛心,但不徇私情,令其立即停職,接受調查。鄭章遠自知罪責難逃,最后畏罪自殺。格林奈,官至商務事務局局長,長期從事與商業犯罪斗爭的工作,是新加坡公認的“商業犯罪的克星”,被譽為“杰出的公務員”。1991年被指控犯有“說謊罪”。盡管他功勞卓著,輿論界也認為應從輕處置,但格林奈最終還是被判處3個月的監禁,從此身敗名裂。
      以上事例說明,在新加坡不僅法紀嚴明,而且執法如山,對那些身居高位、功勛卓著的人,也決不網開一面,真正做到法大于情。正如李光耀在鄭章遠案處理之后所說:“要采取行動對付一個認識多年的密友和部長是很困難的事。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動,任他逍遙法外,那整個制度受到損害。新加坡過去30年建立起來的廉潔制度就會很快削弱而且毀于一旦。”
3、高薪養廉,使人“不必貪”
      新加坡腐敗現象很少,除了法制健全、措施得力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吸收了中國傳統制度中的高薪養廉制度,即政府給予官員優厚的薪金和良好的待遇,使人“不必貪”。新加坡政府官員的收入在世界上屬于較高的國家之一。新加坡政府認為,與其讓官員們通過非法途徑獲取錢財,不如給予優厚待遇,以養其廉。另外,新加坡實行退休養老金保險制度。如果公務員因貪污受賄等罪被開除或判刑,其養老金亦一并取消。因此,公務員一般都珍惜職務,勤政清廉,絕不甘冒因貪污受賄而被剝奪養老金之風險。
4、教育促廉,使人“不想貪”
      這是指通過廉恥教育提高公職人員的道德水平和自律能力,從思想上抵制、杜絕腐敗的念頭,從而達到使人“不想貪”的目的。新加坡是一個華人居多的國家,政府非常重視繼承和發揚優秀的中華文化傳統,對于在中國歷史上發揮過巨大影響的儒家學說的積極因素更為青睞,大力提倡和推崇。李光耀根據自己的儒學研究和切身體會,總結提出作為新加坡人具體行為準則的“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八德。其中“廉恥”就是廉潔奉公,知美識丑。繼任總理吳作棟更是將儒家文化確定為其文化中心、國家意識。政府教導全民要中庸、團結、安分守己、克己奉公、尊老愛幼、文明禮貌等。每年,政府都要發動“禮貌月”活動,各領域、各行業、所有公民,都要學習和遵守禮貌用語和文明規則。對在政府各部門任職官員的言行舉止規定得更為詳細,對著裝打扮、舉手投足、褒獎貶懲、休閑娛樂、嚴守機密直到告老還家等各個方面,都作出了具體規定,累計不少于數百條。持久的全民文明教育帶來了良好的社會風氣,影響和促進了廉潔高效的官場作風。
從上可見,新加坡廉政機制的最大特點就是“融貫中西”,以西為主,以中為輔,或者說以法為主,以德為輔。
 
四、余論
      新加坡廉政文化獨具特色,其成效也的確令人稱道,但在稱道之余,卻又引人深思,它至少帶給我們兩個方面的啟示:
    其一,中西文明及其制度并非不可調和。中西社會因為歷史文化背景及發展路徑的差異,在廉政上形成了“人治”與“法治”、“專權”(集權)和“分權”的分野。但新加坡“中西結合”的廉政之道證明,中西廉政的對立并不是絕對的,它們在某種條件下也是可以取長補短,相互融合的。
其二,重視法治兼顧德治是中國廉政的發展方向。新加坡社會的一個很大特點是法治、德治并重,即以法治國、以德育人。中國在政治、文化的不少方面都與新加坡相類似,因此有條件借鑒他們成功的做法,為最終走向“重視法治兼顧德治” 的法制社會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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